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卖房子和卖楼花成本更是不一样。这么多的不一样中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地产企业的利润。这同样可在金凤地产的年报看出一些端倪：去年公司合并实现营业收入17.48亿元，同比增加1174.08％；实现净利润3.39亿元，同比增长1426.40％。在盖房子高过其他实业的时候，相信金凤地产不会去依靠卖萝卜白菜获取高额利润，而17亿的营业收入，纯利润3亿多，也不是卖萝卜白菜可以得到的。这样的比例怎么能不让各行各业挤破头地进入？”张伟接着说：“河州市政府，从一开始就陷入了一个精心编织的陷阱之中，人家就根本没准备开发，而是利用这块地造势和圈钱。可由于金凤地产的来头和背景，还有可能的利益输送，始终没有任何的办法处理，回迁的住户看不到开发的迹象，几次到省政府上访，还是浩南省长顶住压力，在几次细致的调研和协调后，果断决定责令河州市住建局收回土地，只是下来的事情还有很多，土地质押、银行贷款、回迁户的住房预付款，这些都要一一落实才不至于出大篓子。”
“可恨”，闫博年咬着牙迸出这两个字来，脸色已经变得铁青，“股市可以挣钱，而且可以挣大钱的神话，现在很多人已经不信了，但房子可以挣钱的神话却令很多人相信，而各方面的助力也由不得不信。实际需求似乎并没有被真正重视起来，更可怕的是这种需求之下是高额的银行贷款和沉重的还款负担，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银行信贷，透支着购房者未来几十年的生存预期，一个节点的断裂带来的就不仅仅是房屋的归属，而是更严重的社会问题，甚至稳定。尽管国家调控房地产的重拳已经挥出，尽管各种招数正在发挥效力，但牵一发动全身的‘手术’究竟伤害的是谁，却是再明白不过的了。金凤地产的黯然出局并不会伤了其筋骨，而一块地的收回也不会改变开发商疯狂拿地的现实，最危险的是此举对高价买房并背负巨额银行贷款的购房者的影响。股市可以崩盘，但楼市却万万崩盘不得，不管已经积聚了多大的泡泡，不管改变的会是什么，结果只能是举步维艰。”
“今天的通气会估计浩南省长就会说到这个情况。”张伟沉吟了片刻说：“而且可能说到下来的处理办法，毕竟这么大的事情总得有个结果才可以平息各方的不满。”
“就应该启动问责机制，不能总由省委、省政府来擦屁股，即使中间没有利益输送和权钱交易，也应该对造成这种局面的当事人和负有领导责任的官员进行处理”，闫博年的脸色慢慢缓和了下来，淡淡地说：“去年西南地区的大旱，年初的低温雨雪，近期的暴雨大风，给农作物生产带来极大的麻烦，也严重影响了百姓的餐桌，以及日常生活。天灾的确可怕，但更可怕不是天灾，而是人祸。继大蒜价格之后，与季节和气候相关的绿豆、玉米、棉花、生丝，甚至中药三七、杜仲等等，价格也在飞速上涨之列，蔬菜价格更是无一例外的售价高企，进入了物价全膨胀时代。季节性价格上涨本是市场正常的调节，短缺的物资带动价格阶段性上涨也无可非议，但此一轮物价走高却严重违背了市场规律，违背了市场预期，这是政府和老百姓都没有料到的。究竟有多少游资在炒作农产品，没有人知道；游资下一个炒作的领域是什么，同样也没有人知道；唯一知道的是游资炒作大蒜近两年，物价、工商、农业等职能部门束手无策，地方政府更是没有任何措施和办法遏制。大蒜、绿豆毕竟不是生活必需品，价高少吃也就是了，但蔬菜却是百姓餐桌日日离不了的，价高自然对正常生活产生影响，而棉花、玉米、生丝等农产品的价格走高，必然传导到生产领域，而最终承担恶果的还是百姓自身。对于恶意的炒作，以及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的行为，必要的打击是必须的，也是容易做到的，无非是堵、疏两条，严厉地打击和查处，强硬地使价格回归；另外就是放出储备或大量进口，以量价齐跌遏制炒作，只要有效的进行打击，使炒作资金血本无归，才能从根本上使物价回归理性，从而防止下一次或其他领域的炒作。管理和监督市场行为是政府的职能，打击价格欺诈、恶意炒作、囤积居奇是政府职责范围内的事情，任由游资炒作一种或多种产品而没有必要的应对之策，说轻了是政府不作为，说重了是政府无能，缺乏市场经济条件下应变和管理的能力。面对即将到来的通货膨胀，面对日益严峻的物价形势，百姓在期待政府的措施和作为，期待政府打击恶意炒作的重拳，这对政府是个考验，是新形势下稳定社会的考验。”闫博年又陷入了沉思，果断地说：“相信政府会给老百姓一个满意的答卷，因为一个连百姓餐桌都管理不好的政府，真不知道还能做什么。”
“是啊，政府的信誉和威望是靠为人民服务来获得的，老百姓看的是政府的作为，而政府官员的作为往往也是要有政府来承担后果的。”张伟想着说，“今天从网上看的一个新闻，听起来更像是笑话，可却笑不出来。”张伟看闫博年望着自己，就详细地叙述着，“是说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到一个经常光顾的租车行租车。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以往也是经常出现的，交了租金，验看了身份证，车子就开走了，过几天又还回来了，一场生意就此结束。可这次不同，同样的程序过后，车子却没有还回来，直到警方介入，真相才大白，车子居然给伪造手续卖掉了。案子简单的让人想笑，却又让人想哭。一件这么愚蠢的事情，一个这么无知的罪犯，一场这么胆大妄为的犯罪，原因仅仅是为了十几万元钱。都是认识的老客户，都是用的身份证登记，都在一个城市，年轻的罪犯就没有想到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没有想到这后果给自己带来的惩罚？往大里说，是蔑视法律的尊严，往小里说，是拿自己的前途当儿戏，但是不是还有一个诚信的问题，是不是还有一个信誉缺失的症结呢？租车行租车的前提是熟人之间，不是熟人是不租的，正是这样的原则，保证了车行正常的运转，而这个原则的前提是熟人之间的诚信，是熟人之间长期建立起来的信誉。
案子很简单，原因也很简单，但发生的却不简单，那就是诚信的被亵渎，那就是诚信的缺失。类似这样的事件看到的多了，不免也就疑惑更多，网上购物的虚假，加盟店的欺骗，商家之间的骗买骗卖，这些看似与经济有关的欺诈或欺骗，经济利益折射下的利欲熏心之后，无不是以诚信为代价的交换。尽管法律可以对此做出评判，做出裁决，但法律裁决的是事实，却裁决不了诚信，更裁决不了道德的失衡。”
“你说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看起来很简单的刑事案件，是用自己的自由和名誉为诚信缺失买单，但更深层次的探究，这鞭子应该打在政府的屁股上。自从经济体制改革以来，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转到了经济建设上来，不可谓效果不明显。但与此同时，本应重心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党委部门，却深陷在经济的发展中难以自拔，而忽视意识形态建设的直接原因，除了理想信念的缺失外，社会道德体系彻底的崩溃，社会秩序的混乱，直接带来公众思想的迷失和迷惘，而更为严重的是拜金思潮的甚嚣尘上，是各种丑恶现象的泛滥。我们的党是有理想和信仰的，是有着建设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这也是广大民众相信党、跟党走的基础，无论是艰苦卓绝的革命时期，还是困苦异常的建设时期，跟党走的信念始终没有改变。究其原因，是党始终用目标和信念激励着民众，用理想感召着民众，更重要的是党与民众心贴心共患难。但改革开放以来，中心工作的转变，似乎党的宗旨也改变了，理想信念说的少了，高尚的人生观、价值观谈的少了，代之而起的是致富、是个人价值体现、是富裕美好的生活，独独不再倡导精神、信念、献身、奉献，榜样没有了，目标也就没有了。放松了信念、道德、理想、观念的树立和培养，也就使一代又一代年轻人信仰的缺失无法弥补，使得社会没有了重要的主体价值观，没有了道德准则，没有了诚信约束防线。”闫博年接着说：“好生活是人人期待的，但好生活还要有好的社会风气、好的社会秩序、好的道德体系做保障才好。而且即使做不到这些，也起码应该做到让老百姓敬畏法律，敬畏法律设置的高压线，毕竟一个怕政府不怕法律的社会不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