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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群众在历史展中所起的主要作用给我们指出了探索历史理论的正确道路。
历史理论的探索历史理论有许多问题要探索也有许多领域要开拓。做这种探索和开拓的工作先必须是从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始并且定为日常的课程坚持下去久而弥笃。
“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对中国思想界、学术界起了矇振聩的作用推动了史学的革新。有的学者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阐明中国社会展的全过程预测中国的未来。有的学者研究远古文字使沉睡三、四千年的甲骨卜辞、钟鼎铭文站出来为古史作证。在文献研究上大有“起死人而肉白骨”的气概。通史的编撰社会史、哲学史、思想史、文学史等都有了丰硕的果实。但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有公开反对的人有默默抗拒的人有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对马克思主义进行破坏的人。这一切都可以说势所难免却也并不能阻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前进。
新中国建立后学习马克思主义成为全国人民普遍的要求运用马克思主义编写的教材专著论文大量的出现史学领域里也提出一些新的理论问题。考古学、民族学的展比较显著但由于左倾路线的不断干扰百家争鸣的政策不能很好地落实这就妨碍了学术上可能取得的成就。因此就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教条主义也确实有一些人把马克思主义当作教条作为政治上排斥异己的工具。但马克思主义和教条主义并无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的认识总是不断展的真理的掘是永无止境的并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教条的存在。
**同志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这个实际包含了历史的实际当前的实际也可以说还有未来的实际。一九三八年他表了《论持久战》研究了历史上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分析了当时敌我双方和有关方面的历史条件提出了抗日必胜的理论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斗志。后来局势的展也证明了他这篇著作中的科学预见。一九三九年他著《中国革命和中国**》特别分析了中国百年来革命运动的历史阐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中国**的领导地位及中国革命的两重任务即：“包括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现在阶段的革命和将来阶段的革命。”这是对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革命历史的理论分析也是对中国革命的战略方针的概括。一九四o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分析了中国近代历史不同于西方历史特点申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的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的革命。**同志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特点制定革命总任务的理论引导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志的这类著作是我们学习马列主义的光辉典范。我们探索历史理论也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分析复杂的历史现象并在必要时观察有关的现状和未来把理论推向前进。
对历史理论的探索来说中国历史是一个丰富的宝库。但这种宝库的门有很多还没有打开有的虽然打开了还基本上是一些宽狭不等的门缝。从五十年代就开始争论的古代史分期问题、土地制度问题、农民战争问题、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和近代史分期问题、历史人物评价问题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得到一致的结论。有些理论问题本来不是短时期内可以得到解决的也不必急于求解决。但问题是我们的研究和讨论还不能步步深入虽然也有些进展似乎进展得也不算大。对于这些问题有兴趣的学者当然可以继续研究下去如果能自觉地检查自己在取材和观点上的不足听取对方不同的意见把问题放在更多方面去考虑也许可以解决得更快一些更好一些。在这些问题以外有很多的理论问题等待我们去探索我们应该到新的学术领域里去研究各种各样问题。
我们经常说“中国是一个文化达的古国”“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这些话听惯了并不在意如果认真地想一想这些话都是富有理论性质的。第一关于封建制的问题。如：中国的封建制是简单地从奴隶制转化而来还是另有来源？中国封建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是否有自己的特点？阶级、等级结构在展中有什么变化？交换经济在社会经济中处于何等地位？城市的不同类型及其特点等等。第二关于统一问题。如：统一和割据的各种形态统一的经济基础统一和封建**政体的关系统一和割据在历史展中的作用等等。第三关于民族问题。如民族展的不平衡和互相依存民族矛盾和民族政权汉族在民族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等等。第四关于文化问题。这里所说的文化是指政治经济以外的一切社会现象。形形色色的文化各有它们的展规律。对于史学工作者来说是如何批判、继承和创新的问题。对于以上四个方面的历史问题都有许多理论工作可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探索这些问题既要博古又要通今绝不可割断历史来看问题。本卷对上述的一些问题也略有论列但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
我国旧史曾在一些部门比较集中地提供了历史理论的资料有的已为人所利用有的还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史记》的八书和《汉书》的十志基本上讲的是国家的职能但我们很少这样看。八书的《礼书》、《乐书》是讲教化。《律》今亡。据《太史公自序》：“非兵不强非德不昌黄帝、汤、武以兴桀、纣、二世以崩可不慎欤？司马法所从来尚矣太公、孙、吴、王子能绍而明之切近世极人变。作律书第三。”则《律书》即兵书。《礼》、《乐》和《兵》一文一武是治国的两种手段。《历书》、《天官书》、《封禅书》有科学知识的内容但多关于宗教性的记载跟皇权神化有密切的联系。《河渠书》讲兴修水利防治水害。《平准书》是讲商品交换和政府在这方面的控制。这八书对于封建国家的主要职能可以说都讲到了。《汉书》的十志于续补《史记》八书外特详于《刑法》、《地理》和《艺文》这也都不出于国家职能的范围。《续汉书》有《百官志》是记载封建官署离国家职能的范围略远。杜佑著《通典》自序称：“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称：聚人曰财。《洪范·八政》：一曰食二曰货。管子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谓矣。’夫行教化在乎设职官设职官在乎审官才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礼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此先哲王政治之大方也。故职官设然后兴礼乐焉教化隳然后用刑罚焉列州郡俾分领焉置边防遏戎狄焉。是以食货为之、选举次之职官又次之礼又次之乐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边防末之”这部二百卷的巨著记载了大量关于国家职能的资料、史事兼及历代议论有助于理论的探索。后世类书如《太平御览》、《册府元龟》虽系汇集史文便于掇拾之作然善于采择也颇有用处。
从中国历史来看有两个应该在已有的成果上继续探索的重要理论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历史展规律的问题一个是关于中国史学展规律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有自己的特点。先是因全国地域辽阔各民族各地区间在经济、文化上展得不平衡。这不只是在汉族跟各兄弟民族间展得不平衡而且在汉族内部在某些少数民族内部也不平衡。从更高的高度把这些不平衡的历史现象概括起来既要看到各种社会现象中的差异又要从差异性中看到它的同一性。这是一件复杂的工作。
第二中国历史的展有传习力量的顽固性社会变革往往不彻底。血缘组织本来是氏族社会的特点但氏族社会为奴隶社会取代后血缘组织又在新的历史形式下继续挥作用。奴隶制在奴隶社会结束后的两千多年仍有残余存在。象这一类的历史的传习现象往往混淆人们对社会展的视线。第三社会现象在历史上往往出现某些重复如治乱兴衰的不断代替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不断以类似形式出现等等都容易造成历史循环的假象遮盖历史展的真实面目对这一类的历史特点都须透过现象现本质。
历史理论的探索毕竟离不开历史本身对客观历史的了解毕竟离不开历史资料。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有的历史工作者熟悉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而对历史资料掌握得不够丰富；另外一些人熟悉历史资料而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掌握得不够这就妨碍了对理论探索的顺利进行。这种缺点是应当不断克服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必须在广大的史学领域内进行具体的事物考订和断代史研究都各有不同的学术价值但对通史的兴趣应是必不可少的。对世界史一定程度的理解对有关兄弟学科的一定修养也都是必要的。
历史理论的探索是通古通今的既要探索历史展过程中所体现的规律也要探索这种规律跟现实的联系性用以说明现在观察未来。
运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历史展规律进行探索已经历了半个世纪成绩是可观的但尚有大量工作等待我们去深入研究。
关于中国史学展的规律当前须着重探索的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史学的展的社会条件一个是史学的效果。
中国史学有一个悠久的传统在社会动乱比较激烈的时候或是在大动乱的前后我国总有史学的杰作出现。在经过春秋战国及秦汉之际的社会变乱到了汉武帝时统一的局面才巩固下来就在这个时候司马迁写出了他的《史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长期变乱、分裂通过了隋唐时期的稳定到了唐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比较突出就在这个时期杜佑写出了《通典》。两宋是一个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交织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司马光写了《资治通鉴》郑樵写了《通志》。明末清初封建社会的险象环生正所谓“天崩地裂”的时代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顾炎武的《日知录》、唐甄的《潜书》虽然份量不大但代表了时代的脉搏鞭挞了封建统治的腐朽。象这样的著作都有丰富的历史观点都应该进行深入的研究。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旧的史学著作中是一部在史学理论上比较丰富的书。以上这些著作的产生各有其历史原因把这些原因加以分析概括是探索史学展规律的一项重要工作。
古代的史学家、思想家不可能高度地理解历史知识在社会展中所起的作用但从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这是中国的一个古老的传统。《诗经》说：“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就是说要从夏殷衰亡的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我们所谓借鉴就是从这句话来的。《易》：“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礼记·经解》：“疏通知远书教也”这说的都是对历史知识的运用。商鞅变法的时候当时有两派一派主张变法一派反对变法两派的说法都有历史的根据。当然其中总有一派根据是不正确的。秦汉之际是朝代变换最迅的时期汉初时有些人注意到一个问题：秦经营了那么长的时期很不容易为什么亡得那样快？汉从起兵到建立皇朝才不过五年这是为什么？这好象只是一个历史问题实际上在我们今天看来是要求对现实的解答对汉朝历史的前途的解答。唐在隋朝暂短的统一之后建立了新的皇朝。唐初的君臣也很重视从隋朝的兴亡历史中吸取经验教训。到了宋代司马光写了那么一大部书书名索性就叫作《资治通鉴》。学历史有什么用这是我们历史学者经常碰到的问题。有时我们回答了有时我们回答不上来；有时我们虽然回答了但从心里缺乏自信。其实在中国史学史上这是个老问题不少古人曾经用言论或实践回答了这个问题但在我们研究史学史时很少注意这个问题甚至有时还觉得这是一个狭隘的、实用的问题不愿理睬。我们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重视起来给它以应有的地位。
第二节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历史文献的特点在史学工作中理论的指导和探索固然是十分重要的历史文献的掌握和运用也是很必要的。历史理论是对历史现象的概括历史文献是对历史现象的文字记录。客观的历史跟记录的历史是有区别的这在上文已有所论述。现在我们就历史和历史文献的相互关系加以补充论述。
历史指的是客观的历史即历史展过程的本身。历史文献是指关于历史的记录或历史现象在文字上的反映。这种区别本来很明白易懂。但历史本身是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识主要是依靠历史文献因而不少的人把二者混淆起来甚至不少有学问的人也认为研究历史文献就是研究历史。我们说把文献作为历史资料去研究目的在于通过资料去了解历史这才是研究历史。如果把研究兴趣只限于历史文献的考订那只能说是研究历史文献而不能说是研究历史。当然研究历史文献对于研究历史是有所帮助的但二者不能等同起来。把二者等同起来既不利于历史研究也会把历史文献的研究目的弄模糊了。弄清楚这一点是很必要的。
历史文献跟历史有区别但历史的研究又离不开历史文献。从学科关系上说历史学包含的内容比较多这先是历史观点。无论是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一定的史学工作总是以一定的观点作指导的。在一定的观点的指导下通过对材料的分析和综合可以充实原有的观点或改变原有的观点而得出新的结论。这是史学工作经常经历的过程。史学的著作总要有一定的表现形式。这种形式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是著作的结构一个是文字的表述。关于历史观点、历史资料、史书的结构和文字的表述的研究都属于史学的范围。而历史文献只是属于历史资料的范围。历史文献的研究是史学工作中必不可缺的但也只是史学的一部分。
历史资料如汪洋大海非常繁富。这里有古代文化遗存其中有远古文化遗址、墓葬和文物这在没有文字以前是很重要的历史资料在有文字以后也有一定的重要性。有历史文献包含一切有文字的材料。一般地说这是历史研究所需要的主要材料。社会风俗、口头文学也都有史料的价值。跟人类社会有直接联系的社会现象如土壤、河流、森林、矿藏等等的状况也至少可以做为辅助资料来看。
历史文献的含义现在还没有一致公认的说法。我们认为凡是有历史性的文字记载都可以说是历史文献。在具体工作中可按照工作性质规定历史文献的范围。我们一般的习惯常说政治文献、经济文献而没有听说思想文献。但是我们又常说马克思主义文献其中一大部分是属于思想文献或者说思想史的文献。象历代的诗词、散文我们不习惯说它是文献但对文学史工作来说其中的重要作品也可以说是文献。我们古代的农书象《齐民要术》科技书象《天工开物》在政治史工作者看来不能算是什么文献但对于科学史工作者来说却是重要的文献。又如《颜氏家训》、《世说新语》等书还没有听说它们是历史文献但从社会史的角度来看也应该说是文献。所以历史文献的内容不能说得太死要看工作的需要而定。历史文献一向被看作是死板的、简单的历史资料我们不这样看。我们认为相当数量的历史文献是有多重性的。多重性这种提法可能不确切我们姑且这样说。所谓多重性第一是说一种历史文献总是反映一定的历史现象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第二把不同的、有代表性的历史文献联系起来观察规律性的东西。这就出了一个一个的具体历史记载的范围以外了。这种性能不一定是文献本身所固有的往往是史学工作者所赋予的。第三文献不一定是死的东西其中有不少是一直到现在还是有生命力的东西。历史文献可以包含两点历史文献的内容和形式有不少东西对于我们今天的史学工作还产生着影响这是一点。历史文献中的具体记载在一般的政治资料以外还有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科技资料等等。在这些资料中有一些到今天还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这是第二点。
历史文献作为历史资料还有它的局限性。第一历史文献资料只是史料的一部分考古学的资料和民间的口碑也都在史料中占有相当的地位。解放以来古文化遗址和历代文物有大量的新现其中有很多东西可以补文献的不足。民族地区的历史、社会和民间文学的调查以及其他各种社会调查都提供了丰富的史料。研究历史单靠文献资料有时是不够的要把文献资料、考古学资料和社会调查资料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可以取得更为丰硕的成果。反过来说离开了文献资料单凭考古学资料对于有文字记载时期的历史来说也是不够的。我们应该知道历史文献的不足同时也要善于利用历史文献。第二文献资料有不少失实的地方。其中有的是由于史官的有意歪曲有的是由于记录人的认识不足有的由于传闻的失误。还有由于多年的传抄、刊刻文字上的伪误脱衍倒错的也不少。象这样的材料都有待于考订以后才能使用。第三不少文献资料是脱了线的。尽管资料内容很多但时间和地点都不可考都不易利用。第四在文献资料中有一个传统的毛病就是记载笼统有时还多过于夸大。比方说记载中形容社会凋零景象爱说“十室九空”这显然是夸张之词是不应该轻易置信的。所有这些局限都需要用历史文献学的工作去解决的。
历史文献学的建立为了促进历史文献研究工作的展使其有助于史学工作的展现在有必要、也有条件把历史文献学做为一门新的学科建立起来。我们初步的意见认为历史文献学或者更正确地说中国历史文献学可以包含四个部分一、理论的部分、二、历史的部分三、分类学的部分四、应用的部分。这样的分法未必合适。现在这样分也只是便于说明问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理论部分除上一节已有所论述的几个问题之外还有历史文献和其他学科的关系问题。历史文献本身有各种不同的门类也就需要分别地同相应的学科生联系。比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农学知识。《算经十书》的整理需要有丰富的数学知识。其他如《梦溪笔谈》、《天工开物》等书的整理更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和工艺知识。历史文献的工作者不可能精通各种学科但他最好能懂得一些比较多的学科。
古汉语、古民族语文、甲骨文字、金石文字、年代学、历史地理学等是历史文献研究所要联系的学科但不属于历史文献学的范围。究竟哪些学科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这要看具体情况。一般地说年代学和历史地理学跟历史文献研究的关系最密切它们一个是讲时间一个是讲空间。研究中原文献要精通古汉语、近代汉语研究兄弟民族历史文献要学习有关的民族语文。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历史部分主要是讲历史文献的展状况。象很多事物有自己的展史一样历史文献也有自己的展史。一般的看法好象历史文献都是很死板的东西只有这一文献跟那一文献的不同、这一时期的文献跟那一时期的文献不同而谈不到有什么展史。这种看法只是看到文献是一个一个的存在而没有注意到历史文献自出世以后所经历的长时期的变化。每一历史文献不能脱离它的时代不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每一时期的历史文献不能不受前一时期的影响也不能不影响后一时期的历史文献。联系不同时期的历史文献看它们也是从低级到高级展而每一历史文献都是变化展过程中的个体。对历史文献必须历史地看要从各方面的联系中看历史文献才能比较深刻地理解历史文献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在史学工作中的作用。从有历史文献的那一天起如甲骨文记载的只是统治者的具体活动和思想意识。此后官府的载籍一直是历史文献的主体。《尚书》、《雅》、《颂》、《易经》等都是官书。《春秋》可说是私人著作的创始。而《春秋》和《左传》也是根据官方材料写成书的。战国时期私人著述的风气渐盛。这些著作就一个学派内部说往往是带有经典性的文献在我们今天来看也顶多不过是学术性的文献。如从数量上说战国时期传留下来一些私人著作较之当时的官府载籍恐怕是少得可怜。经秦火和项羽烧秦宫室之后各国载籍多荡然无存在《史记》里只是略存其踪迹。两汉时期官家文书记载和档案制度逐渐具备私人著述的史文辞赋和各种技艺书也多起来。此后社会生产力有了进步政权组织扩大了文化水平提高了造纸术展了印刷术明了公私载籍越来越多了。大体说来私家载籍在任何时期恐怕都不能跟官家的相比但有了造纸术和印刷术后能流传下来的显然是越来越多了。目前有人估计现存我国古籍有若干万种其中包含了不少的官书。但如就北京、南京和各地收藏的档案来说那数量就不知比现存古籍要多多少倍。记载经验本身的长期积累也可以促进公私文献的展但陈旧的积习也会顽固地阻碍文献工作的进步。研究历史文献本身的展史研究它们与当时社会生活的关系研究官私文献之不同的特点及其在展进程中经历的异同这有助于对它们的认识并可以从而考虑如何改善对它们的管理和传播如何进一步挥它们的作用使之为各种有关的建设事业服务。
章学诚曾提出“记注”和“撰述”的区别他是就史书体裁讲的但我们也可以借用这个提法来说明历史文献方面的问题。关于历史的记注这是历史文献的一大类。大量的官书和一些私人的历史记载都属于这一类。这一类的文献无论它是否可靠目的都在于反映社会情况。那些有意于作伪的人也不过是要反映伪造的社会情况。记注如现存的历史档案其中包含了一些可贵的原始的资料但有不少弄虚作假的东西。这类文献总的说来是没有加过工的资料其可贵的地方在此价值不高的地方也在此。撰述要有史识对于史料的运用不强调完备而是有取有舍重要的在于作者的思想和表述这是对史料的加工提高以后的成果。这一类的文献其中有时未免失真。但一般地说对于读者可能有更多的帮助。它们虽非原始的东西但往往可能比较集中表述了历史的真象。从思想资料、艺术资料、文学资料以及其它学术方面的资料方面来看这类文献提供的比较多一些。目前有一部分同志认为只有原始资料才是更宝贵的在现一件不经常见的文献往往表现得相当激动而对于历史的撰述的重要性往往估计不足。这是带有片面性的。我们研究历史文献也要把这两类文献加以区别分别观察它们的展史、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史。当然这两种分类也不是绝对的要看以哪一类的性质为主。班固的《汉书》是撰述但带有很浓厚的记注性质。历代官修的史书多属于记注性质但也往往有撰述的因素这是要具体分析的。
历史文献的展史还可以从好几方面来说。这里有历史记录条件在完备程度上的展有书写工具的展保管和传播的展著录和考订的展还有历史文献研究本身也有它的展史。
历史记录条件完备程度指的是：时间、地点、人物活动等。在甲骨文里有好多地方的记载是具备了这四个条件的。在时间的记载上有的只记了日而没有记年月。有的记了年、月、日是在记载的开头记日在末尾记月紧接着再记年。例如：《殷虚书契》前编卷三有这样的写法：“癸未王卜。在四月佳王二祀”。在金文里如《大盂鼎》在开端写：“佳九月王在宗周令盂”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三祀”。《小盂鼎》在开端写“佳八月既望辰在甲申”而在结尾写“佳王廿又五祀”。这是先写月写日最后写年。还有一种写法是一开头就写出年月日来。如《颂鼎》：“佳三年五月既死霸甲戌王在周康邵宫”。最后这种写法逐渐成了历史文献中一个固定通用的形式。后来皇帝有了年号又要用年号去记时间。近代中外关系频繁以后既要用中国的历法又要写上西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西历就成了我们记年的形式。此外在文献上有标题在某些文书上有事由的摘要这也属于记载条件的范围。记载条件具备的程度也反映了历史文献的展水平。
书写工具最初是用金属工具刻在兽骨、龟甲上后来雕镂在金石上再后是写在竹木简上写在帛上。有了纸书写才有了很多的方便。文献的保管最初都在官府。后来有了私人的收藏经过进一步展有了私人藏书家的出现。但官府所藏一直是数量最大的。近代才有了公共的收藏如：学校的图书馆、地方的图书馆以及社会集团的图书馆。这既不是官家的也不是私人的。保管的方法经长期积累产生了许多经验。文献的传播最初只是极少量的传抄还有靠口头流传的。造纸术明了传抄有了便利。印刷术出现了传播有了更大的便利。活字版、印刷机、影印术的出现为传播提供了越来越大的方便。文献的著录是关于文献的登记和说明为使用文献的人提供检索的方便。文献的考订是对某种文献进行版本上和一定内容上的考证。我们平常所说的考据学实际上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而是附属于各个学科之内的。对文献的考订就是历史文献学内的考据学。以上这些问题都可进行研究都有它们的历史内容。至于历史文献研究本身过去的前辈们做了不少实际的工作也有不少的贡献。但有意识地把它树立起来成立一门学科这还是我们今天应该承担的任务我们应该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果加以提高。
关于历史文献学的分类学部分也应该是历史文献研究中的重要工作。
分类学应该以目录学为基础而又不同于目录学。目录学也讲分类但目是书目录是解题一般是就书论书；提高到有系统有理论的“学”的程度的似没有多少。分类学有统观全局的要求这跟一般对目录学的要求是不同的。自《七略》以下以至章学诚所说“考镜源流辨章学术”都可以说是属于分类学的范围但还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关于分类学这个问题还需要做深入的研究。
历史文献学的应用部分可以包含版本学、校勘学、辑佚学和辨伪学等。关于这些方面的工作在我国历史上也开始得较早自宋以后逐渐展到了清乾嘉时期成就甚多。但一直到现在很少有系统性的总结。从目前史学展和古籍整理的状况来说这些工作是很需要的。
我们这部通史篇幅较大处处离不开历史理论处处离不开历史文献。我们要从理论的探索上从文献的应用上不断提高水平。
第八章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第一节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中国史书体裁繁富。《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中有《尚书》和《春秋》两类都属于不同体裁的史书。《礼》类记典制《诗》包含了不少的史诗也都具有史书性质。《隋书·经籍志》除《书》、《春秋》等列于经部外专有史部书的著录共十三类。这十三类史书各有其在体裁上的特点。刘知几的《史通》以编年、纪传二体为正史把偏纪、小录等十类史书列为“杂述”共十二类即十二种体裁。清修《四库全书》定史部为十五类比《隋书·经籍志》的类别更多一些。这些分类的方法不一定都很恰当但反映了中国史书体裁之多。当然这些分类都与内容有关但也结合着体裁上的特点。编年体、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是史书体裁中最主要的三种形式。具体到一部史书往往是以某种体裁为主同时也采用别种体裁作为补充的形式。象《春秋》那样单纯的编年体是很少见的。这种在史书体裁上的综合运用在中国史学史上有长期的传统不过作者不一定意识到这一点。有一种流行的看法认为史书都属于一种单纯的体裁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我国现存最早的史书《尚书》一般认为是一部记言的书。从书的基本内容说是这样的。但从全书内容来看《尚书》就已经是一部多体裁的书。书中如《金滕》、《顾命》都是纪事本末体《禹贡》是地志《尧典》则近于本纪。《国语》的情形也是这样既记言又记事还记一事的始末及历史展的趋势。《尚书》、《国语》都是后人编集而成把多种体裁的记载汇集在一起就出现了多体裁的形式但这并不是编集者要运用什么体裁还说不上是多体裁的综合运用。
编年体史书《春秋》只记年月日和事目记载很简单。后来《左传》出来了记事又记言有时还追溯一事之由起和事态展的结果。这是编年体史籍本身展出现的新形式也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吸收别种体裁的结果。编年体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无年月可考的事即使是很重要的事也无法写在书内。《左传》使用了纪事本末的办法对此有所突破而所受限制仍然很大。《前汉纪》、《后汉纪》用类举记事的办法把典章制度和一些人的传记都写了进去。《资治通鉴》又在前人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形式记载的内容大为恢廓。
纪传体的本身就是一种综合体。司马迁写《史记》就是这样作的。
《汉书·司马迁传·赞》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史事以为之《传》又撰异同为《国语》。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这里说的是《史记》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内容实际上它也吸收了前人所著史书的各种体裁而形成本纪、列传、世家、书、表综合的形式。本纪基本上是编年体也有关于帝王本人的事迹。列传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传记。世家是诸侯和贵族的历史。书是关于典章制度和有关社会文化生活各方面的历史。表是用表的形式表达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况的史表。《史记》把多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互相配合的整体能从多方面反映社会生活构成一个时代的全史并且容量很大有很大的伸缩性。这是纪传体在二千年中被长期沿用的一个重要原因。历代史家赞扬《史记》的体裁评论有详有略侧重或有不同中心实在于此。范晔、刘知几、章学诚都强调它能够包括丰富内容囊括历代史事。如刘知几说：“《史记》者纪以包举大纲传以委曲细事表以序其年爵志以总括遗漏逮于天文、地理、国典、朝章显隐必该洪纤靡失。”1赵翼则认为由于《史记》的体例堪称“全史”因而成为史家的极则。他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凡起例创为全史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篇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2梁启则认为《史记》各体互相补充包罗丰富很有伸缩性。他说：“《史记》在体裁上集其大成兼综诸体而调和之使互相补充而各尽其用。”3又说：“纪传体的体裁合各部在一起记载平均包罗万象。表以收复杂事项志以述制度风俗本纪以纪大事列传以传人物伸缩自如实在可供人们研究。”1他们所共同强调的《史记》具有综合众体、容量广阔的突出优点在今天仍值得我们继承和借鉴。这个问题在文学界也有人提出来。茅盾同志的《梦回琐记》说：“我有一个简单的想法按正史的体裁编一部中国文学史本纪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大纲而已读者要知其详要读列传和书志。”“文学史如此美术史、音乐史似乎也可以取同样的办法”2。茅盾提出要从《史记》的综合体裁中吸取营养撰写新的纪传体文学史的设想很有见地。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史记》在编撰方法上囊括全局的优点对于史学的演进影响极大不仅后世修史竟相仿效绵延不绝而且吸引着一些有识史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的尝试。十七世纪以后出现了一种探索新综合体的趋势。先有清初马骕撰《绎史》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至乾嘉时期著名的史学评论家章学诚深入地辨析体例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主张并在修撰方志上作出尝试。本世纪初具有近代色彩的史学家章炳麟、梁启分别提出了编撰《中国通史》的设想。马、章、章、梁具体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朝着同一的方向努力。他们都试图突破原有体裁的限制创造出一种更能显示出历史演进大势更能广泛反映社会史丰富内容的新体裁。他们不断探索的趋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史学展的要求。
清初的马骕是近三百年探索新综合体的第一人。他的史学成就在当时就受到重视。顾炎武对他尤为推服1。他在青年时期曾将《左传》改编为纪事1《史通·二体》。
2《廾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
3《中国历史研究法》。
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2《梦回琐记》《文艺报》1981年第1期。
1王士禛：《池北偶谈·谈献五》。
本末体成《左传事纬》一书至今仍为研究者所重视。此书除正文外还有附录八卷内容包括“图表”、“览左随笔”、“名氏谱”等补充正文叙事的不足。这种做法已经包含着吸取多种体裁的优点以补充单一体裁所不足的意图。
《绎史》一书创造了新的综合体制。此书是马骕一生精力所萃共计一百六十卷分为五部：一为“太古部”二为“三代部”三为“春秋部”四为“战国部”计一百五十卷是全书的主要部分或按事件始末立篇如“夏禹受禅”、“商汤灭夏”等；或按人物及其学说立篇如“老子道教”、“孔子类记”等。最后是“外录”十卷补充前面四部记载的不足。冠于全书之的还有世系图、地图和年表用来与正文互相配合。总之马骕是将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学案体、典制体等熔炼成为综合的体裁。马骕自述其著述主旨说：“纪事则详其颠末纪人则备其始终君臣之迹理乱之由名法儒墨之殊途纵横分合之异势了然具焉。”2他为自己确定的要求是既重记事又重记人。显然倘若只是简单地采用传统史学三种主要体裁中的哪一种都是无法容纳这样广泛的内容的。《绎史》的出现可说是体裁上的突破。清初著名学人李清为《绎史》作序盛赞它具有“体制之别创”、“谱牒之咸具”等特点又说“自读《绎史》然后知天地之大识宇宙之全”。话说得有些过头但他特别推崇《绎史》体制别创和内容丰富则是颇有见地的。
章学诚著《文史通义》以展的眼光深入地辨析史书体例的得失提出了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凡起例具有远见卓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是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加上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体圆用神”不愧是撰述的典范。《汉书》、《三国志》也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虽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治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法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这些论述分别见于《史学别录例议》和《与邵二云论修宋史书》二文中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一千多年历史编撰的一些重要经验教训贯串着历史分析的眼光强调史家的才识强调灵活运用。他还认为纪传体本身在反映史事上的缺陷是难以反映史事演进的大势。“夫史以记事者也；纪传、编年区分类例皆期于事有当而已盖史至纪传而义例愈精文章愈实而于事之宗要愈难追求观者久已患之。”又说：“纪传之书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1这都是讲纪传体不利于反映历史展主线的缺点。
章学诚认为纪传体的这一缺陷正好从纪事本末得到弥补。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夫史为记事之文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或溢2《绎史·征言》。
1《文史通义·史学别录例议》。
也”2。这里强调史实本身千变万化史书要与之适应就必须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办法“按事立篇”“不为常格”“起讫自如”。
根据上述对纪传体、纪事本末体利弊的分析章学诚明确提出了“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作为改革史书编撰的方向。他说：神奇可化臭腐臭腐亦复化为神奇。纪事本末本无深意而因事命篇不为成法则引而伸之扩而充之遂觉体圆用神《尚书》之神圣制作数千年来可仰望而不可接者至此可以仰追。岂非穷变通久自有其会纪传流弊至于极尽而天诱仆衷为从此千百年后史学开蚕丛乎！今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增图谱之例而删书志之名凡起例3999ooo41_o3o7_1章学诚主张的实际内容就是吸取纪传体和纪事本末体二者之所长形成一种新的综合体裁。他认为这是为史书的编撰解决了大难题开辟了新途径。如何实现“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的原则他有过两种设想。一种办法是采用“纪”、“传”、“图”、“表”四体配合。即保留纪传体原有的“纪”、“表”；去掉“书志”名称设立包含多种类型内容的“传”并增加“图”。另一办法是设置“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列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书中有关的篇名注明以此起到提纲挈领的作用。总的意图则都是要保留纪传体各体配合的特点补充纪事本末体更能显示历史大势的长处。这与《绎史》的编撰意图是相符合的。
章炳麟、梁启二人生活的时代距我们更近他们的史学思想有近代色彩并且两人还曾通信讨论修撰《中国通史》的体例他们探索新综合体的尝试更值得注意。
章炳麟于一九oo年写作《中国通史略例》1明确地采用章学诚的主张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一九o二年他又写信给梁启、吴君遂等重申其见解。这说明：《略例》中提出的设想不是一时兴之所至而是他长时间探索后形成的相当固定的看法。《略例》中所列中国通史目录有表、典、记、考纪、别录五种表述形式。
章炳麟的历史观比封建时代的史家进步得多。他申明修撰《中国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扬榷大端令知古今进化之轨”一是为了“振厉士气令人观感”2。这反映出他当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的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他接受了日本、西方资产阶级进化史观的影响。他所设想的体制是吸收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而对纪传体加以改造。目录中的“典”是用以记典章制度来源于“书志”。“考纪”和“别录”都是记人来源于“本纪”和“列传”。“表”用以列举次要的人物和纷繁的材料其来源于纪传体甚明。十篇“记”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设立的。尽管五种体裁中以何为纲没有解决但总的来说章炳麟的设想较章学诚前进了一步。
梁启于一九o一至一九o二年也酝酿写《中国通史》。到一九一八年他在致陈叔通信中概述他订定的《中国通史》体例要设立“载记”、“年表”、“志略”、“传志”（又称“列传”）四项。现见于《饮冰室文集》中有关《中国通史》的部分作品都写于192o年计有《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春秋年表》和《战国年表》、《志语言文字》和《志三代宗教2《文史通义·书教下》。
1《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2《中国通史略例》附在《訄书》第五十九《哀清史》之后始见于《訄书》手校本。礼学》正与此信件中所说四项体例相符。他还有一篇《原拟中国通史目录》共列有朝代篇、民族篇、地理篇等三十一个篇名但包括不了“载记”、“年表”、“志”的体例可见这份“目录”是他更早时候所拟而后来放弃了的。梁启的“载记”、“年表”、“志”、“列传”四体与章炳麟的五种表述形式有许多相通之处。“载记”的作用是叙述一个时期的主要事件和历史大势。从《春秋载记》和《战国载记》可见这是吸收了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并加以展。“载记”是作为大纲再用“年表”、“志略”和“列传”相辅而行。梁启认为纪传体史书是帝王家谱又说“愈晚出之史卷帙愈增而芜累亦愈甚也。”1这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他对纪传体的长处也有中肯的评论如说：“纪传体的长处在内容丰富社会各部分情状皆可纳入。”2他设想的《中国通史》体例其核心内容就是既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又挥纪传体各体配合、包罗丰富、伸缩自如的长处而形成新的综合体裁。尽管梁启远未实现自己的设想但他的做法和认识却对后人提供了重要的启示。
第二节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以序说开宗明义回顾我国史书体裁展的悠久的过程深感到一种单一的体裁决不足以反映我国历史的丰富内容。我们应该展综合运用的优良传统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本书拟就此有所尝试。先我们以“序说”置于全卷之开宗明义。
书之有序在我国起源甚早。《庄子·天下篇》纵论古代学术的展及庄子在学术思想上的地位。《吕氏春秋·序意》记文信侯关于十二纪的问答。这已是书序的雏形但还没有达到书序的完整形式。汉儒序《诗》、《书》解说每篇写作的因由或宗旨已向书序的完整化更接近一步。《淮南子·要略》说全书由起次说二十篇的旨趣末说全书的重要意义这已是一篇全整的书序了。许慎《说文解字·序》说文字创制的由来及本书所论列的五百四十部也是一篇很好的书序。刘向校书每校完一书辄条其篇目撮其旨意写成别录。刘向所作为后来书目解题之始实际上也是校书人为所校书作的序。汉人如高诱等注释古书也各有序。
司马迁写《太史公自序》是我国史书中最早出现的序也是一篇很好的序。序中先说他的家学说到他的父亲对战国以来各学派的评论、对史职的神圣责任感。其次说到修史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再次他扼要说明了全书一百三十篇的写作旨趣而最后指出：维我汉继五帝末流接三代（统）［绝］业。周道废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矣。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曰：“于戏！余维先人尝掌斯事显于虞唐至于周复典之故1《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
2《中国历史研究法》。
司马氏世主天官。至于余乎钦念哉钦念哉！”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论考之行事略三代录秦汉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并时异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礼于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二十八宿环北辰三十辐共一毂运行无穷辅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扶义俶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凡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为《太史公书》。序略以拾遗补艺成一家之言厥协《六经》异传整齐百家杂语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这篇序说出了作者的史学渊源、史学思想、本书的取材和体裁是一篇很出色的序。
《史记》有些篇章在开卷也有关于撰写方面的小序如《十二诸侯年表·序》：太史公读《春秋历谱谍》至周历王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呜呼师挚见之矣！纣为象箸而箕子唏周道缺诗人本之衽席《关睢》作。仁义陵迟《鹿鸣》刺焉。及至历王以恶闻其过公卿惧诛而祸作历王遂奔于彘乱自京师始而共和行政焉。是后或力政强乘弱兴师不请天子。然挟王室之义以讨伐为会盟主政由五伯诸侯恣行淫侈不轨贼臣篡子滋起矣。齐、晋、秦、楚其在成周微甚封或百里或五十里。晋阻三河齐负东海楚介江淮秦因雍州之固四国迭兴更为伯主文武所褒大封皆威而服焉。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颇著文焉。&1t;/pgno312.TxT/pgn>大史公曰：儒者断其义弛说者骋其辞不务综其终始；历人取其年月数家隆于神运谱谍独记世谥其辞略欲一观诸要难。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记的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司马迁的这篇小序说出了春秋时期出现社会大变动的由来和情况使读者对这一时期历史先有一总的印象。其次列举了孔子作《春秋》以来以至汉初关于春秋历史的撰述并加以评论其中包含史事、史论和历谱。最后他说明本表的写作要求和意图。这对于一篇序应该说到的重要问题可以说差不多都涉及到了。这篇序在《史记》所有的小序中也是一篇佳作。
班固在《汉书》中写序传上下卷上卷记他的显赫家史他父亲的《王命论》和他的辞赋。下卷记他写《汉书》的缘起和《汉书》百篇的旨趣。最后是对《汉书》的自我评价。这篇序传不象《太史公自序》写得那样集中内容比较贫乏但毕竟还是遵循司马迁创始的规模而写出来的。
宋元时有两篇值得注意的序一篇是郑樵《通志总序》又一篇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总序》。郑樵《总序》中论通史体裁和通史的重要性强调客观地记述历史。他认为只要记载真实是非自然分明不要妄加褒贬。他还说明了《通志》全书的规模说明哪些部分是因袭故有哪些部分是自己的创新。马端临论述了典章制度通史的重要性《资治通鉴》在典章制度方面的缺欠《通典》是一部典章制度的通史而有不足和错误。接着他论述了编撰《通考》的意图说明他的取材、编撰方法和对于《通典》的续补也说到了家学的影响。于书中的二十四考他各有小序详以“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郑樵的序突出自己的史学见解。马端临的序分出好几层次一层一层地说出编撰通考的思想。这两篇序都紧紧围绕主题、旗帜鲜明表述作者治史心得体会没有废话各有特色。
书序往往包含有编撰体例的内容但往往不能详备。为了详备就出现了单独成篇的例这一般是编撰体例的条文化实际上是承担了书序中常有的一部分任务。《史通·叙例》说：“唯令升先觉远述丘明重立凡例勒成晋纪邓孙已下遂蹑其踪。史例中兴于斯为盛。若沈宋之志序萧齐之序录虽皆以序为名其实例也必定其臧否征其善恶干宝范晔理切而多功邓粲道鸾词烦而寡要。子显虽文伤蹇踬而义甚优长。斯一二家皆序例之美者。夫事不师古匪说攸闻苟模楷曩贤理非可讳。而魏收作例全取蔚宗贪天之功以为已力异夫范依叔骏班习子长攘袂公行不陷穿窬之罪也。”刘知几在这里叙述了例的历史展并加以评论。他说的这些例差不多都见不到了。自唐以后书之有例者渐多。清人治学趋向缜密所作的例有盛于前。崔述的《考信录释例》和阮元的《经籍纂诂凡例》是其中颇有特色的两篇。《经籍纂诂凡例》共二十三条。其中关于收录之例四条关于归韵之例三条关于编次之例五条关于引用书名之例七条其他杂例四条。《经籍纂诂》是一部一百零六卷的大型训诂书就是靠这二十三条规定井然有序地编排起来。这充分表现了凡例的现实性和计划性。《经籍纂诂》虽不是一部史书但这二十三条凡例同样可供史例编写的参考。凡例之后还附有修书人的姓名标明了每一个人的任务和负责的部分这也是一个集体编书的很好的制度。
《考信录释例》是《考信录提要》的组成部分共二十四章论证考信对治学的重要古史传说、诸子语言、经世训诂的伪误和后人依托的伪书这不是一般的例是对于古代史料学的具体擅述。
从序的历史看它对于一诗、一篇文章、一卷书或一部书说都是有开宗明义的作用的。它向读者说明一些问题为读者提供理解上的条件。它所包含的内容主要有这样的几项：（1）作者的家世。（2）作者的治学经历和其他活动的经历。（3）基本资料。（4）对前人撰述的评价。（5）作者自己的观点。（6）作者的撰写意图。（7）编写上的技术问题。这对于我们目前写序有很必要的参考价值我们应加以取舍和展使之更能符合我们当前的需要。
对于作者的身世和经历有些读者是感兴趣的。但这不一定跟撰述本身有直接的关系可以写也可以不写不是序文所必须具备的内容。
对基本资料序中是需要说明的。资料可包括文献资料、考古资料还可包括民俗学方面的资料。有些文献资料情况比较复杂须进行关于著作时期的辨析。过去认为某些篇章是伪书某些史事记载不可信这不一定完全正确须重加考虑。时代越靠后资料越多就越须甄别。在大量的资料中要能挑选出来重要的部分来论述这对于引导读者进行深入的研究就更有意义。
论述前人和同时人已有的研究成果加以适当的总结在序文中应当是相当重要的部分。序中应说到在我们的研究领域里究竟有哪些问题已经解决哪些问题正在解决哪些问题应该提出自己的看法。我们研究中国史先应当论述我国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当前国际学术界研究中国史的人越来越多了而学术交流的工作还有待于开展我们暂时很难论述得全面也只能尽力而为。在可能的时候也可考虑同外国友人的合作。
作者在编撰上的意图和编撰上的具体问题应该在序中向读者说明既要扼要又要清楚。
以上这三项如能作到可以说已完成了序文应尽的职责。
宋元人注经往往在卷冠以“序说”。序说的内容与我们现在的序文所要求不同。但我们觉得“序说”二字比“序”字的意思要丰富些读起来较顺本书就采用了“序说”一词。本书各卷差不多都冠以序说。
综述历史展的总向一部大型的史书最好有一个主干部分。本书的主干部分是综述。在这一部分要写出历史展的总象。综述吸取了本纪、编年和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各种体裁之长而加以展。
本纪和编年都是按年月日的顺序记述历史进程的。《史记》、《汉书》的本纪记载了皇帝的生活、诏令和军国大事后来的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几乎都是大事编年很少别的东西了。编年体展到了《资治通鉴》它比任何一部纪传体的本纪都详审得多能容纳下特别多的材料但本纪是纪传体史书多种体裁之一它是全书的纲而《资治通鉴》只是一种单一的编年体无论事之大小都简单地按年月编排就说不上纲的问题了。我们认为撰写史书是应该基本上按着时间顺序但不必拘泥于年月日的顺序有的事情可以一天一天地写有的可以把多少年的事情写在一起。应该象《资治通鉴》那样写得详细一点但不要象《资治通鉴》写得那样分散。要把历史写得脉络分明、阶段分明要挥纲的作用但又要有血有肉不要象某些纪传体史书的本纪写得那样简单。
纪事本末体是把史事分成若干篇自使之各有所属并且具备尾。
这种体裁被称为“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但这种体裁多只能对史事作点的排列而不能显示历史长河的绵延和**、细浪的区别。我们认为可吸取纪事本末体的优点在历史的重点表述中酌量采取集中记述具备纪事本末的方法。
近年流行的划分章节的体裁我们可称之为章节体大概开始于夏曾佑的《中国历史教科书》。这书写于一九零二至一九零四年。夏曾佑把中国历史划分成三个大的时代其中包含七个小时代即：上古之世。包含：传疑时代从太古至周初。化成时代周中叶至战国。中古之世。包含：极盛期秦至三国。中衰期晋至隋。复盛期唐。
近古之世。包含：退化期五代、宋、元、明。更化期清。
他把每一个大的时代定为一篇每一个小的时代定为一章每章之下又有小的子目定为节这就把历史的阶段性展和历史现象的主次表达出来。这在史书体裁上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这种体裁便于阐述历史的展资产阶级史学家中的进化论者乐于使用这种体裁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沿用这种体裁。我们认为这种体裁一直到现在还是可以使用的但如果把这种体裁作为一部大型史书中的唯一体裁就有很大的局限。在这种体裁中典章制度、学术文化和人物事迹的论述都不易得到充分的展开。
在研究了本纪、编年、纪事本末、章节等体裁之后我们考虑到综述的任务可作这样的设想：第一要紧紧抓住每一历史时期的纲只写对历史全局有影响的大事其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民族、中外关系等方面着重写的是历史展的动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变动得也比较显著。在这方面可以着重写一写但要注意到它与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联系。民族关系是我国历史上的重大问题要作出正确的处理。
第二时间的观念要鲜明先要注意到历史时期的划分一个时代内部大小阶段的划分使其能尽量显示出历史展的规律性。关于历史时期的划分尚存在着一些难于解决的问题。能解决多少就解决多少不能解决的不要强作解释。其次每一个皇朝的具体年代割据时期有关各国的具体年代都要写清楚。
第三对历代的疆域要写出大致轮廓。对皇朝版图外的兄弟民族分布的地区也要写出来。有些民族地区说不清可说出一个大致的方位。
第四在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人物要写。只写带有历史性的重要活动不是写他的传记他的传记放在传记部分去写。
第五关于田制、税制、官制、军制等等只要重点地说到为止具体的细节放到典志部分去写。
综述作为本书的一种体裁与其它体裁互相配合有分工有专职在撰写上要比各种旧体裁方便得多我们可以称它为“综述体”。
典志历史现象的剖视典志是对历史现象进行剖视它具有可以论述的丰富的内容。本书自第三卷以下各卷都有典志置于综述之后传记之前。
典志体的起源很早。《尚书》的《禹贡》和《洪范》从内容和形式来看都可说属于典志体。《尧典》的部分内容也可说有典志体性质。《周礼》、《仪礼》、《礼记》一向被认为是典志体的开山但它们和《禹贡》等篇著作时期的先后尚待考订而且内容也只限礼的方面。典志作为史书的一部分以相当大的规模出现是开始于《史记》。《史记》有八书。《汉书》继《史记》之后有十志规模就渐趋完备。
自《史记》以后二十四史中十七史有志。按各史志性质来说共有十五个门类即：天文（天官、司天）。